2月23日，在由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與澎湃新聞共同舉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熱點前瞻沙龍”第二期上，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學術副院長王勇表示，要討論產業政策，一定要有清晰的范疇。

他對產業政策的定義是：政府有意識地去影響產業發展的一種非產業中性的政府干預。

他認為，非中性政策干預才叫產業政策。

對于公共產品領域政策屬不屬于產業政策？王勇表示，涉及公共產品的政策也有可能算作產業政策，當所指公共產品(比如一條道路)相關政策具有選擇性、有意識地扶植特定產業、有明確的產業偏向性時，這些政策應算作產業政策。

王勇表示，考慮發展中國家的產業政策不同于發達國家產業政策的討論，發達國家很多技術是從無到有的發明，而發展中國家引進居多。

按照新結構經濟學視角，在產業追趕以及換道超車時，是需要政府根據要素稟賦起到因勢利導作用的。

“政府并不比企業家知道的更多，當大家都不知道未來是什么方向的時候，我認為應該讓企業家冒險，但是發展中國家有時沒辦法申請專利，專利都是發達國家的，這時是需要政府作用的。

” 王勇明確表示，新結構經濟學主張市場主導、政府因勢利導的產業政策。

新結構經濟學新結構經濟學并不支持所有產業政策，明確反對計劃經濟。

王勇談及了中國發展的特殊性。

他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同時包含四個結構性過程：第一，從低收入到高收入的經濟增長與農、工、服的結構轉型過程；第二，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第三，從封閉經濟逐漸融入世界經濟、貿易、金融體系的開放過程；第四，從政治、軍事、外交的區域性弱國向綜合國力全面提升的政治、軍事、外交的世界性強國的崛起過程(對美國的地位以及很多現有國際秩序構成潛在挑戰)。

王勇稱，包括產業政策在內的關于中國的政府作用的討論，應該結合這四個結構性過程展開。

“產業政策的成功并不需要政府比市場更聰明。

”他說。

（文章來源：澎湃新聞） (責任編輯：DF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