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市場的各種所謂創新，總是超乎人們的想象。

在中國，國企央企易得貸款已為人所周知，委托貸款的資金價格與走勢，一度也被視作是金融環境松緊的識別符號，然而，已經有國有企業，似乎不能滿足于委托貸款帶來的收益率了。

通過各種形式存在的“循環貿易”方式，貨物成為“類貸款”的載體。

通過不斷循環往復的買入、退貨，再加上手續費，一方能夠獲得以貨款方式存在資金，而交易的另一方，則在定期“退貨”之后，再收取額外的手續費，完成資金的循環以及收益。

這一次的載體是價值不菲的蘋果和華為手機，那下一次呢？ 一線調查 28萬臺蘋果華為手機循環交易：國企貸款玄機與業績秘密 28萬臺手機，偶爾從倉庫出來溜達一下，便帶動了幾十億元資金流轉。

各方鬧翻后，民企稱這是一種來自國企的資金借貸，年化12%。

當然，這些交易也刷高了一些上市公司的業績。

2018年8月11日，三峽新材(600293.SH)發布公告稱，其全資子公司——深圳市恒波商業連鎖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深圳恒波”)在一天之內連收23份法院傳票，原告系央企中郵普泰通信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郵普泰”)及其關聯方。

因發現深圳恒波銷售的手機與標的物完全不符，中郵普泰要求其返還貨款約1.5億元。

當時沒有人知道，這些手機并不是由深圳恒波提供，而是由北京三杰時代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北京三杰”)及其關聯方直接發往中郵普泰。

貨款則由中郵普泰打給深圳恒波，再由深圳恒波支付給北京三杰。

這些手機一般會在中郵普泰的倉庫中躺上兩三天，最終由北京三杰以一定溢價回購。

三方的協議、公告顯示，涉案手機共有28萬臺，品牌包括蘋果、三星、華為，價值約10億元。

北京三杰實際控制人張銀周告訴記者，這場業務名為貿易，實為貸款。

對于北京三杰來說，其獲得了中郵普泰的資金，深圳恒波則獲得了上市所需的業務數據。

2017年，中郵普泰上屬的中國郵電器材集團，曾被審計署發現其在2012年~2013年違規開展購銷業務，虛增收入24.82億元、成本24.5億元、利潤3200萬元。

2018年，中郵普泰打開貨箱后發現，原本應該是蘋果、三星、華為的品牌機，都已被調包成廉價雜牌機。

案發后，中郵普泰起訴深圳恒波，要求返還貨款。

為了脫身，深圳恒波報案至深圳市公安局羅湖分局(以下簡稱“羅湖分局”)，稱北京三杰涉嫌詐騙。

一場羅生門由此被揭開。

三峽新材2019年1月26日公告稱，警方審查后認為該案無犯罪事實發生，決定不予立案。

深圳恒波方面不服該決定，已在1月25日向羅湖分局提出復議申請。

截至發稿時，《中國經營報》記者聯系到了相關各方，但除報案一事外，三峽新材、中郵普泰等單位未就“借貸”之說給予正面回應。

特殊的手機貿易 深圳羅湖，薛小義(化名)坐在一輛貨車副駕駛的位置，指揮司機把車駛出中郵普泰的倉庫，停到了華強北的一塊空地上。

在這塊空地邊，幾個工人正扎堆坐在一起，等待著雇主派活兒。

這輛貨車裝著約100個貨箱，每個箱子里有10臺全新的手機。

為了保證貨物不被人調包，箱子外側貼著手機廠商的封條和印有手機串號的標簽。

一個串號對應一臺手機，相當于手機的“身份證號碼”，一般貼在機身背面和外包裝上，可以有效防止手機造假。

但是在深圳華強北，手機的任何配件都可以被人為仿造。

在接下來的一兩個小時內，薛小義要做的，就是指揮這批工人，給每一個貨箱更換串號。

原有的標簽被撕下后，往往會留下痕跡，工人們把新的標簽覆蓋在上面，以掩蓋痕跡。

一切完成后，這批“嶄新”的貨箱被重新裝上車，又拉回到中郵普泰的倉庫中。

無獨有偶，另一位中部省份的手機經銷商告訴記者，他也是通過這一方法，與某個大型電商平臺進行貿易。

這項業務持續了三年之久。

每更換一張標簽，工人可以得到幾毛錢的報酬。

但是對于薛小義所供職的北京中郵展鴻通信設備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三杰的關聯企業，以下簡稱“中郵展鴻”)來說，他們依靠這項業務，從中郵普泰撬動了超10億元貨款。

北京三杰、中郵展鴻的實際控制人張銀周認為，他與中郵普泰本質上是“借貸關系”，后者提供的10億元貨款屬于“借款”。

張銀周向記者展示了多份銷售、采購合同。

這些合同顯示，由北京三杰及其關聯方提出采購需求，并支付30%的訂金給中郵普泰；由中郵普泰墊款，在市場上采購手機。

采購完成后，北京三杰再向中郵普泰提貨，并支付剩余70%的貨款。

根據合同內容，中郵普泰的采購方至少包括北京三杰時代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三杰時代貿易有限公司、南寧市眾益互聯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嘉華網信商貿有限公司等。

而這些企業的實際控制人都是張銀周。

因此，中郵普泰在采購過程中所支出的采購款，實際上進入了張銀周的公司賬戶。

這些錢，最終又被北京三杰用作“提貨款”，返還給了中郵普泰。

據此，張銀周認為，他是依靠30%的訂金，撬動了中郵普泰100%的“貸款”。

如果只是這樣“平來平走”，中郵普泰并不能獲得任何利潤。

因而，中郵普泰與北京三杰約定，需要在這些手機上附加一筆“代購費用”。

中國郵電器材集團廣西分公司(與中郵普泰同屬中國郵電器材集團，以下簡稱“廣西郵電器材”)與中郵展鴻于2015年10月20日簽訂的《結算代理費用協議》顯示，廣西郵電器材為中郵展鴻代購手機，型號為“蘋果A1524”(即2014年發行的iPhone 6 Plus)，同時收取每臺70.2元的代理費用。

如果30天內沒有提貨，將每天加收手機采購價的萬分之五。

如果超過60天沒有提貨，廣西郵電器材有權按市場價格銷售這些手機，差價金額將從上述30%的訂金中直接扣除。

如果訂金金額不足以支付虧損，將由中郵展鴻進行補償。

“這實際上是一筆年化12%的貸款，而這個‘代購費用’，就是貸款利息。

”張銀周告訴記者，當時iPhone 6 Plus的市場價在7000元左右，雙方定下的采購價格為7020元。

如果在30天內提貨，以12%的年息計算，正好需要繳納70.2元的“利息”。

超10家公司參與 張銀周與中郵普泰的這套模式，在2015年初短暫進行了一段時間。

2015年3月，深圳恒波相關人員得知了此項業務，并在子公司——廣東恒大和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廣東恒大和”)總經理洪焱的介紹下，結識了張銀周。

當時，深圳恒波正打算IPO上市。

據張銀周回憶，深圳恒波相關人員找到他，提出參與到這個業務中，擔任一個流通環節，以此做高業績。

由此一來，這個原本屬于北京三杰、中郵普泰雙方的“代購”業務，最終變成了三方參與的閉環：北京三杰支付30%訂金給中郵普泰，讓中郵普泰代為采購手機。

接到需求后，中郵普泰向深圳恒波采購手機，并支付貨款。

深圳恒波向北京三杰采購，并支付貨款。

最后，北京三杰再向中郵普泰采購，并支付貨款和“代理費用”。

據張銀周回憶，深圳恒波在2015年10月提出，這種“平來平走”的模式不符合上市公司的規范，因此要求每臺手機收取一定提成。

其中采購價超過2000元的手機提成2元，低于2000元的提成1元。

不過，深圳恒波IPO遲遲未能成功，最終選擇在2016年10月借殼三峽新材進軍A股。

而在深圳恒波上市之后，這項“代購”業務依然在進行中。

此前，為了掩蓋真實目的，張銀周稱至少5家旗下公司參與了這項業務。

另一方的中郵普泰，也要求包括中國郵電器材深圳公司、中國郵電器材廣西公司、思凱特國際貿易有限公司等企業參與了此事。

記者獲得的多份合同顯示，深圳恒波一方亦有多家關聯公司參與運作，包括宿遷市云易科技有限公司、宜賓恒波網絡科技有限公司等。

對于張銀周所稱的“做高業績”，三峽新材方面在2019年1月10日進行了否認。

其發布的公告稱，在三峽新材收購深圳恒波前，三峽新材聘請中介機構進行了規范、深入的調查，并未發現深圳恒波有虛增業績、財務造假的行為。

公告還稱，在2015到2018年間，深圳恒波與中郵普泰、北京中郵共發生交易182次，銷售手機28萬余部，總計銷售金額超9.7億元，產生的銷售毛率約30萬元。

而深圳恒波2015~2018年承諾稅后凈利潤分別約為1.56億元、2.43億元、2.97億元、3.30億元，上述業務利潤占承諾期總利潤比例為0.03%。

“恒波根本不可能為了這一點點利潤來做這個事情。

”三峽新材董秘楊曉憑告訴記者，深圳恒波參與的真正原因，在于轉型所需。

“深圳恒波正在從商業連鎖轉變為平臺型的公司，需要中郵普泰這樣資源雄厚的企業加盟，參與此事也正是希望把中郵普泰嫁接到平臺上來。

” 記者致電洪焱，對方表示自己對此項業務并不清楚，不便回答。

實際上，類似業務在手機經銷業內比較普遍，這也不是深圳恒波唯一一次涉水。

前述中部省份的手機經銷商告訴記者，他們在與某個大型電商公司從事此項業務時，深圳恒波亦有參與。

該經銷商告訴記者，他們把貨物運送給上述電商公司之前，會從深圳恒波處獲取一份物流單據，然后將該單據送給電商公司蓋章。

但實際上，這些貨物從頭到尾都沒有進入過深圳恒波的倉庫。

深圳恒波所需要的，僅僅是這些采購合同、物流單據等憑證。

與此類似，為張銀周押貨的薛小義告訴記者，在趕往中郵普泰的倉庫之前，他也會前往深圳恒波的羅湖總公司領取物流單據，并在該公司前臺等待。

接到通知后，深圳恒波有專員將物流單據送到前臺，薛小義再將這些單據拿到中郵普泰蓋章。

張銀周告訴記者，每部手機加1~2元的通道費，原則上是虧本的，因為加上貿易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光是稅費成本就至少需要10元。

據悉，張銀周在北京擁有一家新三板掛牌公司。

他告訴記者，這項業務虛增的財務數據，也體現到了新三板公司的財務報表中。

昔日伙伴反目成仇 這類虛假的貿易業務，在不少央企中都有存在，目前正遭到嚴格限制。

據悉，國家審計署曾對20家央企的2015年財務收支進行審計。

2017年6月23日，審計署披露了上述審計情況，其中18家采取虛構業務、人為增加貿易環節、調整報表等方式，近年累計虛增收入2001.6億元。

中郵普泰上屬的中國郵電器材集團，也在此次通報之列。

審計署發現，2012年~2013年，中國郵電器材集團的華北分公司違規開展購銷業務，虛增收入24.82億元、成本24.5億元、利潤3200萬元。

2017年8月，多家央企收到了國資委下發的《關于進一步排查中央企業融資性貿易業務風險的通知》。

文件提及了上述審計結果，并要求各家央企，對于融資性貿易業務，一經發現要立即停止退出。

張銀周與中郵普泰的業務顯然也受到了上述政策的影響。

記者獲得的一份聊天記錄顯示，2017年3月，中郵普泰多次催促北京三杰的負責人提貨繳款，并稱：“現在集團查得特別嚴，超期會有很大麻煩。

” 同時，張銀周的資金也正在出現危機。

在2016年之前，運送至中郵普泰的手機，會在兩三天內被迅速提取出來，以用于市場銷售。

2016年之后，為了節約成本，張銀周在深圳華強北采購了五六萬臺雜牌機、模型機等，以次充好。

這些手機實際上并沒有被用于銷售，而是不斷地被從中郵普泰的倉庫中取出、送回，也因此發生了上文所述薛小義貼換手機串號的事情。

這為公司日后的糾紛埋下伏筆。

2018年之后，手機經銷市場進一步衰落，張銀周的提貨頻率逐漸降低，越來越多的雜牌機被積壓在倉庫中。

2018年6月，中郵普泰叫停了這項業務，并要求張銀周將貨物全部提走。

這已遠遠超出了他的還款能力。

此后，中郵普泰把矛頭指向了深圳恒波。

同時，中郵普泰打開了貨箱，發現了這批雜牌機。

2018年8月9日，深圳羅湖區法院一次性向深圳恒波送達了23個案件的應訴通知書、傳票及《民事起訴狀》等文件，原告均為中郵普泰及其關聯公司。

中郵普泰方面認為，其與深圳恒波簽訂了《銷售合同》，約定由深圳恒波向中郵普泰供貨，質量標準為“原廠全新”，中郵普泰已簽收，并已支付相關貨款。

但中郵普泰在對外轉售部分產品后，發現剩余尚未售出產品與合同約定的標的物完全不符。

中郵普泰方面表示，深圳恒波已構成違約，要求其返還貨款約1.5億元。

中郵普泰的上述訴求，在當年12月被深圳羅湖區法院一審駁回，目前已向深圳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2018年8月底，深圳恒波方面將張銀周約至公司會議室，出示了一份和解協議，大致內容為貨物退還給張銀周，并形成債權關系。

據張銀周回憶，在他單方面簽下名字后，深圳恒波相關人員隨即將協議收走，同時把他限制在會議室內，不準離開。

直到張銀周報警后，他才得以在當晚返回家中。

2018年12月10日，三峽新材公告稱，本案涉嫌供應鏈詐騙犯罪，深圳恒波方面已向公安機關報案。

12月底，羅湖分局找到了張銀周，通知他除了詐騙，也有可能涉嫌銷售假冒偽劣商品罪和侵犯商標罪。

記者注意到，在與中郵普泰的訴訟中，深圳恒波的訴訟代理人是廣東仁人賽德律師事務所律師王琴姿。

關于此次民事訴訟所牽涉的詐騙案，記者致電王琴姿，對方拒絕置評。

楊曉憑告訴記者，張銀周私下使用雜牌機的行為，系給深圳恒波“挖坑”，選擇報案是為了維護深圳恒波的合法利益。

2019年1月26日，三峽新材公告稱，警方審查后認為該案無犯罪事實發生，決定不予立案。

深圳恒波方面不服該決定，已在1月25日向羅湖分局提出復議申請。

這份復議申請寫道，中郵普泰提起的民事訴訟，是為了填補巨大資金虧空、逃避合法債務而提起的虛假訴訟，同時伙同張銀周以假貨自買自提，將深圳恒波騙入供應鏈環節進行訛詐，是典型的供應鏈合同詐騙。

“如果沒有內部合作，(假貨)這么大的事情怎么能夠運作下去？”楊曉憑表示，在目前國有資產流失的情況下，中郵普泰不向張銀周討債，卻轉而起訴深圳恒波，此舉是逃避責任。

他認為，如果張銀周來找深圳恒波協商解決問題，有誠意和實力清償債權，至少能讓糾紛恢復到本來面目，公司肯定會持歡迎的態度。

楊曉憑告訴記者，如果事實真如張銀周所稱“名為貿易實為貸款”，那借貸主體就是北京三杰和中郵普泰，不應該把深圳恒波牽扯進來，中郵普泰也不應該向深圳恒波發起訴訟。

“貨物根本沒有經過我們的手，假貨怎么能扯到我們頭上來？”楊曉憑還稱，北京三杰給債權人中郵普泰安插假貨，最終讓三方都卷入糾紛，這一點也匪夷所思。

“假如張銀周有能力和意愿來還錢，恒波能從中脫身，那就阿彌陀佛了。

” 在深圳恒波的復議申請中也寫道：如果張銀周與中郵承認是借款關系，本案是中郵起訴張銀周的公司還款，而不是起訴恒波，本案則是“民事案件”而無犯罪事實。

公司表示認同。

這或許也是張銀周的真實意愿。

“欠債還錢天經地義，只要不把我整死(即負刑事責任)，我到老到死也給他還。

”張銀周告訴記者。

北京三杰法律顧問楊大飛告訴記者，如果詐騙案成立，貨物流通環節就是犯罪手段之一，不會被認定為真實的買賣合同，深圳恒波將從民事訴訟中脫身，這也是他們執意要求警方立案的原因。

如果詐騙案復議后仍不立案，深圳恒波或許難逃民事責任，北京三杰亦有可能被追加進責任方。

對于貨款的性質，《中國經營報》記者致電中郵普泰總經理汪永貴，截至發稿仍未回應，公司負責此業務的王景龍則不愿置評。

記者注意到，2018年7月頒布的《中央企業違規經營投資責任追究實施辦法(試行)》明確要求，違反規定開展融資性貿易業務或“空轉”“走單”等虛假貿易業務將被追究責任；如果違規、未履行或未正確履行職責造成國有資產損失，企業經營管理人員甚至會被終身問責。

貨款性質“羅生門” 2019年1月9日，記者在北京見到了張銀周。

他畫了一個由北京三杰、中郵普泰、深圳恒波三方參與的供應鏈條，同時在紙面上放了一支筆，把這個鏈條分割開來，將北京三杰排除在外。

看起來，這就是中郵普泰與深圳恒波雙方之間的貿易。

“貨物名義上是從深圳恒波運送給中郵普泰的，既然貨物是假的，那中郵普泰完全有理由起訴深圳恒波。

”張銀周說。

當然，如果把這支筆旋轉一下，把中郵普泰排除在外，這又變成了北京三杰與深圳恒波的貿易，后者亦有理由起訴北京三杰。

三峽新材公告顯示，其向深圳公安機關報案的案由，也正是北京三杰涉嫌供應鏈詐騙犯罪。

但張銀周反駁稱，這項業務其實名為貿易、實為貸款，沒有人真正關心貨物的真假，后期出現的假貨，也自始至終只在三方之間流通，并沒有流到市場上。

他把這項業務叫作“供應鏈金融”。

但一家金融公司的風控總監告訴記者，這套業務與供應鏈金融的概念相去甚遠。

該人士稱，供應鏈金融的服務對象一般是關聯方，因為可以掌握到相關交易主體的歷史數據，從而判斷交易真實性和有效性，控制風險。

該人士所在的金融公司也為自己的股東提供供應鏈金融服務。

股東名下有一家大型市場，金融公司的業務，就是為市場內的商鋪提供經營權質押貸款。

商戶入駐時需要一次性繳納5~8年的租金，如果缺乏資金，商戶可以要求金融公司墊款，以后再用商鋪的經營收入清償債務。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市場和金融公司系關聯企業。

如果商戶斷供，金融公司會讓市場強行收回商鋪。

正因為可以形成類似的閉環操作，供應鏈金融的業務風險很小。

張銀周提到，這三年來，他已經向中郵普泰支付了7000萬元的利息。

同時，在他繳納的30%訂金中，有10%是經中郵普泰高管介紹、由一個名為孫立新的自然人借出，其享有12%的年利率。

三峽新材的公告也顯示，深圳恒波至少在其中謀得30萬元銷售毛率。

“如果不是民企融資難，誰愿意參與這樣的業務？”張銀周表示，近年來他在北京、廣西、海南等地擴張門店，已達70家的規模，中郵普泰的“貸款”主要用于門店資金周轉，但公司賬面卻是虧損的。

“主要原因就是‘供應鏈金融’的利息和稅費過高。

” （文章來源：中國經營報） (責任編輯：DF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