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興事件到華為、中科曙光等被美國被列入黑名單，芯片已經成了國人之痛。

在6月30日由中國發展戰略學研究會舉行的“高質量發展戰略研討會”上，兩位專家不約而同地提到了這一心痛之處。

“芯片產業是高度集成、高度精密、高度國際化、高度研發導向的產業，其核心設備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來自于全球幾十個國家，數百個供應商，他們形成了快速變化的復雜創新系統。

芯片產業系統存在的任何一個短板都可能變成一種制約，這就需要著力加強系統創新能力。

”在研討會上，中國發展戰略學研究會理事長、中科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院長潘教峰如是說。

巧的是，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李正風在研討會上也談到了芯片問題。

他說，芯片涉及到電子、化工、光學、機械等多領域的一系列技術，這種“卡脖子”的技術往往是復雜的技術系統。

以此為例，李正風認為：創新體系中各要素之間缺乏應有的互動、聯系，以及要素之間出現的各種錯配現象，其實就是一種系統失靈。

“我國創新體系在頂層設計、重大科技計劃和重大項目組織管理模式、產學研合作機制、基礎研究引領支撐技術創新、激勵創新創業的知識產權保護政策、人才培養儲備與利用全球優秀人才等方面存在‘系統失靈’問題，嚴重制約創新體系的整體效能。

我們必須痛下決心，對創新體系進行面向未來的系統性改革，解決‘系統失靈’問題，全面提升創新體系的整體效能。

” 在世界各國的競爭中，美國具有領先優勢。

那么美國的優勢是什么？李正風認為就是創新體系的綜合優勢。

這個優勢包括：激勵創新創業的企業家精神與社會土壤、相對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和良好的營商環境、雄厚的科學基礎與產學研緊密結合的機制、多元文化的移民環境與全球人才虹吸效應、充分尊重知識產權和高度保護中小企業創新的競爭環境、不斷推進前沿技術發展的軍民融合體系、廣泛的國際合作和全球影響力。

在研討會上，潘教峰著重介紹了科技創新模式的一些變化特征。

他通過對創新要素的具體分析總結了工業經濟時代和知識經濟時代創新組織模式的變革趨勢。

首先是創新參與主體的大眾化。

在工業經濟時代，創新是少數“精英”的專利，主要是一些訓練有素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的“單打獨斗”；而到了知識經濟時代，創新打破了身份限制，創客、用戶等非企業主體加入進來，可以通過互聯網快速集結，形成了群體協作創新。

其次是創新組織機構的開放化。

工業經濟時代是垂直寶塔式的組織結構，創新成本、效率和效益主要通過一體化整合在一起，是“眼睛向內”的；而知識經濟時代創新是橫向聚合式的組織結構，它可以對接組織外部的一切知識、技術和人力資源，是“眼睛向外”的。

再次是創新行業領域的跨界化。

在工業經濟時代，創新基本上是第一、第二、第三產業門類之間，理、工、農、醫等學科專業之間的“井水不犯河水”的活動，而到了知識經濟時代，創新的組織、地域、技術、行業邊界日益模糊，跨界融合釋放乘數效應，出其不意顛覆在位企業，呈現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特點。

第四是創新鏈接機制的平臺化。

工業經濟時代，創新表現為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產業發展的線性過程，鏈條之間相互脫節，創新像孤島，屬于“管道”思維；而知識經濟時代，平臺成為鏈接創新資源的要素和對接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關鍵樞紐，它重組人、機、物之間的聯系，激發網絡效應，屬于“平臺”思維。

最后是創新資金來源的多元化。

工業經濟時代，是政府出資建立國家實驗室、大企業出資建立企業實驗室，有一個很高的進入門檻；而到了知識經濟時代，私人基金會支持的“私人科學”發展，可以通過互聯網科研眾籌，不需要很高的進入門檻。

總之，創新在工業經濟時代呈現出中心化和有組織的特征，而到了知識經濟時代創新則呈現出半中心化、自組織的特征。

正像李正風所說，現代經濟體取得的巨大成就，并不是因為它們擁有天才，而是因為“它們的體制結構能夠很好地推動和實現大眾參與的創新。

大眾參與的創新自下而上滲透到整個國家。

” (原題為《芯片為啥成了“國人之痛”？背后原因竟然是這個……》) (責任編輯：DF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