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從中美經貿往來中得到的好處，相當于從一頭牛上剝下了許多張皮。

” “相當一部分(中國產品)還會出口到美國，有的是因為找不到替代品，有的是美國進口商愿意分攤加征關稅。

” “美國將受到相同力度的打擊，因為中國的出口將會萎縮，損害美國企業的利益，一部分高科技公司的收入將會下降，美國消費者和進口商將支付很高的成本，中低收入階層，特別是藍領和農民，實際損失的福利更多” 今日(5月25日)上午，2019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在業內聚焦之下，于北京拉開帷幕。

盡管原計劃出席并首個發表主旨演講的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因陪同國務院領導在外地考察，缺席本次論壇，但他仍然親自準備了發言稿，委派銀保監會新聞發言人肖遠企代為出席，代念他的稿子。

在發言中，郭樹清就中美貿易摩擦、人民幣匯率、金融對外開放等諸多熱點話題進行了闡述。

以下是郭樹清發言稿全文： 各位嘉賓，老師們、同學們、朋友們： 非常高興參加這次會議，我愿就當前國內國際共同關心的幾個問題同大家交流看法，歡迎大家提出批評意見。

一，美國升級貿易摩擦，不能解決任何問題 5月10日美國政府對中國輸美2000億美元產品加征關稅，隨后又對華為以及其他企業發布禁令，同時宣稱要對人民幣匯率進行反補貼調查。

中國政府、企業和人民對此并不感到意外。

我們一如既往地相信，貿易戰不能解決任何問題，損人不利己且危害全世界。

從中國來看，美國固然可以把關稅加到極限水平，但是這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將非常有限。

首先，絕大多數輸美產品都非常適合內銷，中國正處于消費升級時期，快速擴張的龐大市場會消化其中很大一部分，而不會對現有消費者產生“擠出效應”。

其次，市場多元化取得很大進展，“一帶一路”倡議正在見到成效，美國之外的市場歡迎更多中國產品。

第三，相當一部分還會出口到美國，有的是因為找不到替代品，有的是因為美國進口商愿意分攤加征關稅成本。

第四，中國產業結構調整升級，需要一定比例的生產轉移到海外，會加快中國的高質量發展。

第五，中國金融市場去年已經受到過度影響，目前的韌性顯著增強，進一步沖擊規模不會太大。

從美國來看，其自身將受到幾乎相同力度的打擊，對中國的出口將會萎縮，損害美國企業的利益，一部分高科技公司的收入將會下降，美國消費者和進口商將支付很高成本，中低收入階層特別是農民和藍領工人實際損失的福利更多。

美國有龐大的海外資產和負債，比任何國家都更依賴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貿易戰勢必引起國際金融市場的震蕩和低迷。

從邏輯上看，美國加征關說目標是要減少美中貿易逆差，但是由于中國的反制，它的直接結果很不確定，加上其他因素很可能效果甚微，甚至適得其反。

首先，將中國的高科技企業列入制裁名單，明確禁止美國企業出售產品和技術，等于是直接增加逆差。

其次，發動貿易戰震驚國際金融市場，人民幣匯率快速走貶，美國政府馬上又擔心關稅的作用被抵消。

第三，大幅加征關稅會推高物價水平。

第四，遏制住中國對美出口，空缺必然由其他經濟體的產品彌補，逆差總額并不能減少。

從歷史來看，美國與其他后發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貿易爭端已有40多年的歷史，2000年，中國取代日本成為最大的逆差國，目前，印度、越南、印尼、菲律賓、孟加拉等國增長勢頭良好，正在加速推動和改變世界商品和服務貿易格局，美國逆差不會減少。

二，美國事實上從對華貿易逆差中獲得極大好處 單從統計數據看，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金額和占比都很大，似乎吃虧，但仔細分析就會發現美國實際上得到了多方面的極大好處。

美國從中美經貿往來中得到的好處，相當于從一頭牛身上剝下來很多張皮。

一是美國的進口商及跨國公司拿到貿易差額中的絕大部分利潤，美國對中國貨物貿易逆差將近60%來自外商投資企業，其中相當部分是美資企業，銷售這些產品最終形成美國公司的收入和利潤。

美資企業全球海外銷售總額增長的三分之一來自中國市場。

中美貿易不平衡中61%來自加工貿易，在實際價值分配中，中國真正得到的增加值很少。

二是美國消費者通過中美貿易獲取巨大的“消費者剩余”。

據統計，美國市場零售商品中四分之一左右從中國進口，例如，沃爾瑪售賣的產品中26%直接來自中國。

中國物美價廉的產品源源不斷輸入美國，降低了美國家庭的生活成本，提升了福利水平。

三是美國輸往中國的產品和服務都是中國發揮價格支撐的領域。

例如，糧食、能源、飛機、芯片等大宗商品，如果沒有中國的大量采購，其價格決不是今天的水平。

四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出現“高消費，低通脹”奇跡，一個重要原因是人口超過歐美日總和的中國，增加了全球消費品供給。

五是美國獲得廉價資本回流。

中國貿易順差積累的資本，以購買美國國債的資產方式支撐著美國的消費和投資。

截止去年年底，中國有7.3(萬)億美元的資產，其中一半以上以美元形態存在，使得美國市場資金成本極低，為經濟的復蘇和繁榮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六是美國長期占有中國巨額儲蓄資源。

中國人民勤勞節儉，即使在月薪十幾美元和幾十美元的時候，也會省出一點錢存款。

中國的國民儲蓄率一直處于較高水平。

美國對中國巨大的經常賬戶赤字，意味著美國同等規模的體系，美國金融體系中直接融資占比很高，存款創造效應低。

美國的廣義貨幣和現金增長緩慢，與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形成鮮明的對照，足以解釋美國經濟金融的新秘密：美國甚至連印制和發行美元的費用也節省了很多。

三，指責“中國偷竊美國技術”是現代強權邏輯 中國四十年前開始引進外資，境外投資者從中國獲得了巨大的利益，實際使用外資約2萬億美元，其中美國對華投資800億美元。

目前形成的資產1500億美元。

這些建立在企業互惠互利的基礎上，沒有一個項目合同是中國政府強制外方簽訂的，現在美國突然指責中國的法律是“強制獲取外商知識產權”，甚至使用“偷竊”這樣的字眼，這是對中國人民的侮辱。

中國在歷史上曾經有十多個世紀科學技術領先于全世界，我們的無形資產給整個人類文明的演進作出過無與倫比的貢獻。

眾所周知的“四大發明”直接促成了歐洲的資本主義興起。

沒有火藥、指南針和印刷術就沒有現在的美國。

現在中國作為后發國家，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當然也無可厚非。

翻開歷史可以看到歐美工業化時期，各國相互之間的技術模仿和抄襲曾經十分普遍，一些企業不擇手段地獲取先進技術，這是特定發展階段的產物。

每個發達國家都經過規范知識產權保護的過程，但是每個國家都在前人的基礎上通過自己的艱苦探索取得新突破，為技術進步作出新貢獻。

而且，可以肯定的是，美國和其他國家的現代化都不是靠偷竊取得的，都是靠本國人民辛勤勞動，努力奮斗得來的。

以市場換技術，或者以技術換市場，本來是西方國家發明的，基于公平原則的交易是市場認可的。

歐美國家一直標榜自由貿易，聲稱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技術，現在看來美國根本沒有兌現自己承諾的意愿。

發達國家一直通過技術轉移獲得巨大收益，通過專利特許經營等方式，發達國家的許多科學技術在發展中國家的應用獲取了高額利潤，其中一部分利潤又成為了新的研究開發資本，使發達國家的技術進步形成了良性循環。

除此之外，很多技術在發展中國家的應用得到了檢驗，這些國家的技術人員對改進和完善技術作出了巨大貢獻，推動了發達國家技術水平的進一步提升。

美國借知識產權保護之名行貿易保護之實，對中國的指責完全沒有依據。

如今的中國已是知識產權國際規則的堅定維護者和積極建設者。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總干事弗朗西斯·高銳贊揚“中國已成為知識產權創造和保護的典范”。

僅僅在幾年前美國政府、機構和政要都公開肯定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取得巨大進步。

這一切難道一夜間就改變了嗎？ 歷史早已證明并將繼續證明，靠制裁和封鎖不僅不能阻止一個國家的科技和經濟發展，反而會激發其自主研發的決心，加快其技術進步的速度。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們受到各方封鎖和禁運，在一窮二白非常困難的環境下，依然制造出“兩彈一星”，中國逐步躋身世界科技大國行列。

四，繼續深化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 黨中央、國務院決定要繼續深化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匯率彈性，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近年來，人民幣籃子匯率在全球貨幣中一直表現穩健，中國政府努力在提高匯率靈活性和保持匯率穩定性之間求得平衡，得到了國際社會廣泛認可。

五，中國不存在所謂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近年來，國際上有觀點認為，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是實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結果，這種說法毫無根據。

事實上，中國的經濟成分已呈現出日益明顯的多樣化特征，國有企業的市場份額一直在持續下降。

加上政府經濟活動，國有經濟在GDP中的占比不足40%，國有企業中很多也在境內外上市，實際上是股份制企業，百分之百的純國有企業已經極少。

大型國有企業中，也有大量子公司控制權已讓度給民營企業，即使是中央國有企業，相互之間也處于競爭之中。

20多年前軍工企業改革時，每個行業都分成兩家以上的公司。

當前，民營和外資幾乎可以進入所有行業、所有領域，沒有任何限制和壁壘。

無論是軌道交通，還是裝備制造、能源原材料都可以看到不同所有制企業的聲影。

我們堅持競爭中性原則，強調對各類市場主體一視同仁，平等對待，鼓勵他們既競爭又合作，實現優勢互補的多贏局面。

中國的產業政策、信貸政策是指導性的，不是指令性的，各項政策的落地要堅持市場化、法制化原則，因時因地制宜，沒有搞一刀切。

發布這種指導性政策也是各個國家普遍采用的方法，如美國的“出口倍增計劃”、歐盟的“工業復興戰略”等。

金融業也形成了多樣化的格局，我國金融機構有國有控股也有民營化外資控股，上市機構和農信社還有自然人參股。

目前我國4588家銀行業機構中民營機構控股的超過3000家，170家中資保險公司多數為民營控股，證券公司和基金公司也多數是民營為主。

即便是五大銀行，社會股權占比平均達到30%，有的甚至超過40%。

特別需要指出中國五大銀行的市場份額現在只有37%，與英美等國家前五大銀行的市場份額的占比很接近。

還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金融科技，在中國發展迅速，應該廣泛，處于世界領先地位。

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對于民營互聯網企業采取了審慎、包容的態度，營造了公平競爭的環境。

國有控股的大型銀行從一開始就采取了競爭合作的態度，比如十幾年前，支付寶便是在建設銀行的支付合作下，誕生、成長、壯大。

如今所有金融科技公司都與大中型銀行結成了合作伙伴關系，其它銀行也大力發展金融科技，與科技公司在資金籌集、帳戶開例、支付結算、普惠金融等方面開展全方位的合作，相互取長補短，效果十分顯著。

六，完善公司治理結構的目標不會改變 近年來，國外一些機構和組織對我國企業的公司治理產生了許多懷疑，特別是對黨組織的作用有嚴重誤解。

中國的民營企業一直是根據公司章程和組織架構，作為獨立主體按市場化原則自主經營、有效運轉，黨組織并沒有直接進行干預。

在國有企業中黨的領導一直發揮著核心作用，把黨的領導融入公司治理各個環節是我們公司治理模式最鮮明的特點。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是重大政治原則，必須一以貫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必須一以貫之。

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必須優化完善公司治理，也要更好發揮黨組織的作用，使二者有機融合，相互促進。

從全球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來看，公司治理并沒有統一的標準模式，也沒有完全可以照抄照搬的最優模式。

我國企業在公司治理原則和框架等方面與國際一般標準保持一致。

2016年在中國召開的二十國集團杭州峰會，更是明確在公報中提出支持二十國集團/經合組織倡導的公司治理原則。

在總的原則框架下，實踐中適應具體國情進行一些補充和完善，符合國際通行做法。

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堅持黨的領導完全可以兼容。

一是在科學有效制衡機制上，推動股東大會、董事會、管理層、監事會各就各位，各得其所，各自充分發揮作用。

黨委會主要是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實，在貫徹執行國家法律、培育健康企業文化、承擔社會責任等方面發揮領導作用，經營決策還是董事會負責。

二是在利益相關者保護上，良好的公司治理要充分照顧股東、員工、客戶、社區、債權人以及供應鏈上下游各方面的合法權益。

我們黨始終堅持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擁有豐富的群眾工作經驗和良好的組織動員能力，可以更好的實現維護和發展各方合法權益。

三是黨的領導在公司治理中具有獨特優勢。

例如，黨組織堅持集體領導指揮，黨委會、董事會、監事會成員也有交叉任職，能夠更好的防止內部人控制、大股東操縱和董事履職不充分，獨立董事不獨立等問題。

實踐證明，中國特色的公司治理模式是完全可行的。

例如，工農中建交五大銀行黨委的核心作業發揮很充分。

經過股份制改革、引進戰略投資者、境內外上市等一系列重大舉措，在公司治理和經營績效等方面已取得了歷史性突破。

有的銀行十幾年前就曾獲得公司治理的國際化大獎。

這些銀行已經高度國際化，股東和機構網絡遍布全球，一些關鍵的經營指標，如勞動生產率、資本回報率、成本收入比、資本充足率、撥備覆蓋率都處于國際先進水平。

這也充分證明我們在借鑒國際經驗的同時，完全可以成功探索有中國特色的優秀公司治理模式。

七，堅定不移推進金融業對外開放 金融業開放是大勢所趨，不會停頓，更不會倒退。

2012年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貿易國，2018年中國進口和出口已占全球10.8%和12.8%，全球超過一半的國家將中國視為最大貿易伙伴。

相對于商品貿易，我國服務業開放程度相對滯后，金融是服務業的重要領域，為更好的服務實體經濟和人民生活的需求，必須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

2018年，我國宣布了15條銀行業、保險業對外開放措施，今年5月份又宣布了12條新的對外開放的措施，目前正陸續落地實施，效果良好。

未來開放的空間還很大，目前外資占中國A股市場市的比重只有2%，占中國債券市場的比重也只有2.9%，外資銀行資產占全部商業銀行的比重為1.6%，外資保險公司占比為5.8%，都還有很大提升的空間。

我們特別歡迎那些擁有良好市場聲譽和信用記錄，在風險管控、信用評級、消費金融養老保險、健康保險等方面具有特色和專長的外資機構進入中國，豐富市場主體，創新金融產品，激發市場活力。

當然，擴大金融開放的同時，金融風險的傳染性和復雜性也會增大。

對于我們這樣一個發展中大國來說，防控好金融風險特別重要。

要特別警惕境外資金的大進大出和“熱錢”炒作，堅決避免出現房地產和金融資產的過度泡沫。

八，中國發展要立足做好自己內部的事情 沒有任何外部力量能夠主導中國的國家命運，中華民族必須將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我們能不能走的更加穩健，關鍵在于做好自己的事情，這意味著首先要有效應對對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內部挑戰，特別是人口老齡化、環境污染、收入分配不合理、地區發展不均衡和創新能力不足等突出問題。

我國60歲以上人口占比月18%，預計到2025年，60歲以上老年人口將達到3億，成為超老年型國家。

人口老齡化步伐加快，對經濟社會各方面帶來深刻影響，除了勞動人口減少、儲蓄率降低，不利于長期經濟發展外，我國養老、醫療和社會保障體系也將面臨嚴峻挑戰。

我國環境污染仍然還很嚴重，每年由于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成千上萬億元。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生態環境保護，總書記一再強調，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雖然污染治理成本成高，但是涉及全國人民利益，等不得也慢不得。

必須綜合運用經濟、法律、行政的手段緊盯問題焦點，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

收入分配不合理也是一個突出問題。

改革開放后我國地區、城鄉行業群體間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導致社會財富向少數人集中。

雖然計算方面仍然有需要改進的地方，但是我們的基尼系數維持較高水平， 需要我們高度重視。

此外，還有超過千萬的貧困人口，脫貧攻堅任務仍然很艱巨。

我國不同地區發展差別也很明顯。

東部與西部、南部與北部地區之間還存在明顯的經濟發展不平衡。

特別是一些老工業去和資源性城市面臨經濟持續發展的沉重壓力。

更嚴重的是出現了人口凈減少的問題。

這個問題不解決好，將十分不利于我國產業的合理調整和轉型升級，不利于提高國民經濟整體的可持續發展水平。

創新能力不足嚴重制約我國經濟發展。

這些年我們對科技教育的重視程度不斷提高，投入規模不斷加大，但效果還不就理想，突出問題是教育、科研等方面還存在不少體制機制障礙。

創新科技成果的轉換應用存在“瓶頸”，一些核心技術還存在“卡脖子”現象，嚴重制約經濟從高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

對于上述問題，必須多管齊下，多措并舉，下大力氣予以解決。

金融業在這些方面大有作為，我想這也是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應有之義。

以上供大家參考討論。

祝論壇取得圓滿成功，謝謝！ (根據嘉賓現場演講整理，未經本人審閱。

) 郭樹清既往精彩觀點 ● 關于中美貿易戰，中國外貿不依賴一國一區 美國挑起的貿易戰最終難以持續。

過去40年快速發展的全球化，導致國際產業形態發生根本改變，世界經濟前所未有地融為一體。

美國在貨物貿易中存在較大逆差，成因有多個方面，但絲毫不意味著美國因此而吃虧。

正因如此，美國才能長期享用來自世界各地多種多樣物美價廉的商品，以及源源不斷的低成本資金，中國在這兩個方面轉移的價值量都占極大比重。

● 關于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建立更強大的資本市場支持創新企業發展 郭樹清3月5日在人民大會堂2019年全國兩會“部長通道”表示，解決好對小微企業和民營企業的貸款、信貸支持和金融支持，是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除了銀行領域，保險業也大有可為，當前保險總的投資資金大概有16萬億元左右，也可以投資到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

證券方面特別是資本市場，股票市場、債券市場等直接融資方面需要做更多工作，要建設一個更強大的資本市場。

“這個資本市場能夠更好地支持創新企業的發展，特別是我們應該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可以更好地支持風險比較大、創新能力強同時失敗可能性也比較大的企業。

所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很多方面的。

” ● 金融業開放后如何防控風險 目前外資銀行、保險公司、外資證券公司等機構進入中國市場將發揮十分積極的作用，不會帶來更大風險。

金融管理部門今后將更加注重專業性、審慎性、穩定性，建立和完善以資本、償付能力、流動性、資產分類、公司治理、內部控制、市場聲譽、合規記錄、過往業績等為主要內容的全面風險監管體系。

加強事中事后監管和行為監管，通過現場檢查和非現場監管等手段揭示風險，發現問題，采取措施予以糾正。

對于嚴重違法違規、不審慎經營的機構，將依法予以嚴懲直至市場退出。

●正在研究高風險金融機構退出市場問題 3月5日在全國人大重慶市代表團駐地接受記者采訪時郭樹清表示，現在銀保監會正在研究高風險金融機構退出市場的問題，如果達到標準，高風險金融機構就可以退出市場。

“金融機構不能只生不死，要有正常的淘汰。

”至于退市的標準，郭樹清舉例說，比如金融機構資本金已經損失完、不能抵御風險、不能正常經營等。

（文章來源：每日經濟新聞） (責任編輯：DF010) 鄭重聲明：東方財富網發布此信息的目的在于傳播更多信息，與本站立場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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