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制造業整體處于衰落態勢，但傳統制造業與高端制造業呈現“冰火兩重天”的分化局面。

美國制造業的分化與外遷，值得中國鏡鑒。

編者按：2019年9月28日出版的《財經》雜志發表沈建光、姜皓《二戰后美國制造業的變遷和衰落——美國制造業系列研究(一)》一文，引起讀者關注。

為了將美國制造業變遷話題引向深入，兩位作者就美國制造業分化現狀、“再工業化”可能性與束縛等問題進行分析，對中國正面臨的制造業分化與外遷挑戰，或有啟示。

9月17日，美國通用汽車公司超過4.9萬名工人舉行大罷工。

這是12年來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UAW)組織的最大規模罷工，也是近年美國規模最大的罷工之一。

曾經的全球第一大汽車公司，美國制造業的標桿企業如今面臨的種種困局，再次將美國傳統制造業的艱難處境推到聚光燈下。

而以硅谷科技公司、半導體公司為代表的新興產業，近幾十年則一直蒸蒸日上。

筆者曾在9月28日出版的《財經》雜志《二戰后美國制造業的變遷和衰落》一文中，詳細描述了二戰以來美國制造業整體衰落的過程。

但分類來看，筆者發現，美國制造業各行業變遷特點鮮明，即衰落主要集中在傳統行業，而美國高端制造業的優勢仍然廣泛存在。

那么，美國制造業分化的原因在哪里？美國再工業化的前景又將如何？又將面臨哪些束縛？ 二戰后美國制造業的整體變遷 產業結構變化是一個長期過程。

梳理二戰后美國17大主要行業的發展情況，我們不難發現，70年來伴隨著美國第三產業的崛起，特別是專業和商業服務、醫療、房地產和金融保險對美國經濟貢獻度越來越大，美國制造業整體是呈現衰落態勢的。

具體體現在： 一是1948年-2018年的70年間，美國制造業占GDP比重不斷下降。

二戰以來，美國制造業增加值比重累計下降近15%，由1948年的美國第一大產業，降為2018年的第四大產業。

制造業的份額逐漸讓位于專業服務、房地產業和醫療行業。

同期專業和商業服務、醫療、房地產和金融保險份額分別上升了9.3%、5.8%、5.3%、4.9%。

二是伴隨著制造業的整體衰落，就業人數也呈現相應的下滑趨勢。

筆者統計了美國主要行業從業人數的占比，發現制造業就業占整體就業人數比重，過去40年累計下降超過12%，而醫療、專業和商業服務等依然是占比增加最大的行業。

美國經濟結構“服務化”的趨勢得到驗證。

三是分門類來看，同40年前相比，美國絕大多數制造業增加值和就業的占比都有所下降，通用汽車面臨的困境只是美國傳統制造業衰落的一個縮影。

美國汽車行業產值占GDP的比重，由1978年的1.9%降至2018年的0.8%，但仍是僅次于計算機和電子產品的第二大耐用品制造行業。

而汽車制造以外，金屬制品加工、機械制造也是衰退明顯的耐用品制造行業。

只有石油相關的深加工制造業，由于南部休斯敦的崛起，份額比40年前有所增加。

從產業帶變遷看美國分化的制造業 雖然美國制造業整體處于衰落態勢，但如果分類別來看，卻能發現，傳統制造業與高端制造業其實“冰火兩重天”，呈現明顯分化的局面，而這點從美國產業帶格局的變遷便可以看出端倪。

美國五大湖地區，曾經是美國最重要的工業區，在1870年-1960年的時間里，都是美國最重要的制造業中心，見證了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強國的全部過程。

可以說，五大湖地區因制造業而興，因制造業而衰。

上世紀60年代以來，制造業的外遷和衰落讓五大湖區淪為鐵銹帶，工廠紛紛關閉，失去就業機會的五大湖地區人口不斷外流，1929年五大湖區占全美人口的20%，到2018年僅為14%。

短短三四十年的時間里，美國五大湖區鐵銹帶的印第安納州、賓夕法尼亞州、俄亥俄州和密歇根州等州以迅猛的速度淘汰了制造業。

美國制造業從業人數在1979年達到頂峰，有近2000萬人從事制造業，從那以后，有700萬個制造業崗位消失了。

如今美國工廠的生產量是1980年的2.5倍，但員工人數卻減少了三分之一。

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電子和計算機產業就已超過汽車制造業，成為拉動美國GDP增長的主要行業。

美國南部陽光帶的城市，成為第三次科技革命和信息產業突飛猛進浪潮的最大受益者。

1940年，美國前十大城市中，有五大城市都位于五大湖地區，芝加哥、底特律、克利匹茲堡都是重要的工業中心。

而到2010年，除芝加哥外，美國前十大城市中已經看不到五大湖和東北部工業城市的影子，取而代之的是以高新技術產業為主的加州和美國南部陽光帶城市。

加州的舊金山、圣何塞、圣迭戈，得州的休斯敦、達拉斯、圣安東尼奧和奧斯汀，成為美國人口增長最快的城市。

硅谷成為世界的科技創新中心，硅谷高新技術產業產學研一體的模式，也被全球奉為圭臬，休斯敦的航空航天產業、奧斯汀的生物醫藥產業成為美國高新技術制造業的代表。

南部的陽光帶城市正在美國制造業版圖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美國傳統制造業衰落的典型案例：輝煌不再的汽車業 汽車產業作為美國傳統制造業的代表之一，二戰以來，經歷了從輝煌到衰落的整個過程。

美國汽車制造業在20世紀50年代的巔峰時期，增加值曾占到GDP的3%，但由于汽車制造較長的產業鏈和上下游相關行業，汽車產業對GDP的貢獻遠大于增加值本身。

曾經無比輝煌的美國三大汽車制造商，目前無一例外面臨著衰落的困境，汽車生產的下滑也直接導致了美國鋼鐵工業的衰落。

美國國內的汽車產量，由1994年的60萬輛每月下降到2019年的20萬輛每月，汽車制造提供的就業崗位占比也在不斷走低。

如今的美國汽車市場，雖然由于消費習慣的原因，以皮卡和大型家用車見長的美國汽車銷量仍然超過日系、德系品牌，但美國三大汽車品牌占絕對統治地位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

2018年，美國汽車品牌占據了44%的市場，第二位的日本車份額接近38%，日本車同美國車的份額差距在逐步縮小。

事實上，自上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以來，價格優勢明顯、油耗低的日本車就開始在美國不斷開疆拓土，建立口碑。

日本三大汽車廠商在美國的市場份額也自70年代起一路走高，而美國本土品牌的市場占有率從九成的高點下降了近一半。

銷量下降的美國汽車公司從上世紀80年代起開始加速海外布局，市場敏感性的降低、戰略上的失誤也導致美國汽車產業由世界的引領者變成了跟隨者，美國汽車產業的沒落也直接導致了美國汽車制造業的衰敗，最典型的案例當屬美國制造業的象征和驕傲、美國三大汽車制造商的所在地汽車城底特律。

由于人口的急劇下降和汽車工業的衰退，暴力犯罪頻發、失業率高企，底特律深陷財務危機，已經成為鬼城，一片蕭條和沉寂，并在2013年申請破產保護，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大的破產城市。

從全球來看，截至2008年金融危機以前，美國是全球最大的單一汽車生產和汽車銷售市場。

而中國近十年汽車產業的崛起、汽車的迅速普及，讓中國接棒美國，成為了如今全球汽車生產第一大國和汽車消費第一大國。

美國高端制造業的典型案例：全球矚目的美國半導體行業 憑借全球最優質的教育體系和研發環境，雖然美國五大湖區的傳統制造業已經衰落，但高新技術產業、高端制造仍然占據著全球制高點，當前美國制造業已經轉向附加值最高的尖端制造。

2017年，美國國家的研發投入仍然高居全球第一，美國在科技人才的培養、科研成果的產業轉化、科技公司可獲得的資本支持等方面仍然居全球最前列。

同時，美國也掌握著眾多尖端科技的知識產權和高端制造業商品的定價權。

在高端制造業中，美國在國防、航空航天、生物制藥、精密化工、高性能材料、半導體和信息技術等領域均領先全世界。

根據PwC統計，2018年全球研發投入前十名的公司中，有七家來自美國，而這七家中有五家都是高科技公司。

硅谷中心的半導體公司是美國高新技術產業的代表，2018年，全球半導體前十大公司中，美國占據六席，英特爾、美光科技、高通、博通、得州儀器和英偉達在列。

根據美國半導體工業協會(SIA)白皮書顯示，2018年，美國半導體工業占有45%的全球市場份額，幾乎是韓國、日本、歐盟和中國的總和，美國半導體公司在微處理器和其他一系列產品領域也處于領先地位。

半導體作為集設計、研發、生產于一體的高新技術產業，屬于資本密集型行業，2018年美國半導體人均研發投資超過18萬美元，研發支出占銷售的比重為17.4%，遠超歐洲的13.9%，而日本、中國、韓國則分別為8.8%、8.4%和7.3%。

過去20年中，美國半導體行業年均研發支出占銷售比重也超過了10%，是美國主要制造業行業中最高的。

由于半導體行業的技術快速迭代和摩爾定律，超高的研發投入保證了美國半導體設計、制造的全球壟斷地位。

在研發投入、芯片設計和制造工藝方面，大部分美國半導體制造商真正實現了“美國設計”和“美國制造”，成為美國高端制造的核心力量。

2018年，美國本土81%的半導體晶圓生產都是由美國公司完成的。

其中僅高通一家公司，就憑借在2G、3G時代積累的眾多專利，向全球手機廠商收取高額的專利費。

在華為2018年92家核心供應商名單中，有包括英特爾、恩智浦、高通、博通等在內的33家美國公司。

半導體也是僅次于飛機、成品油和原油的美國第四大出口商品，2018年出口額達440億美元。

可以說，美國在全球的半導體、通信行業的壟斷地位，一時仍難以完全打破。

高新技術產業，已經接棒傳統制造業，成為美國制造業的新代表。

傳統制造業衰落的原因在哪里？ 過去幾十年美國傳統制造業的變遷和衰落，其背后因素較為多樣化，既有歷史文化的原因、國家產業政策的規劃和選擇的內因，也有全球經濟格局劇烈變化的外因。

例如，二戰以來美國去工業化的產業政策、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美元作為事實上的世界貨幣帶來美國維持經常項目逆差的需求、全球產業鏈分工下美國跨國公司加速產業外遷和海外布局、自動化技術的全面應用等等，不一而足。

除去上述考慮，美國制造業勞工技能培訓不足導致的熟練工人短缺，以及老舊公路、鐵路等基礎設施的制約，在筆者看來也是導致美國制造業工作崗位不斷流失的重要原因。

例如，從勞工技能培訓方面，近年來，美國制造業就業崗位的工作缺口不斷增加，制造業人才短缺的情況非常普遍。

很多美國本土制造企業表示，即使制造業能夠回流美國，帶來相應的工作崗位，招到合適的熟練技能工人也是一個挑戰，造成這一局面背后的原因是美國勞工技能培訓的缺位。

例如，截至2019年8月，美國制造業職位空缺率高達3.6%，遠高于金融危機前的水平。

即使通過高薪招聘，很多工作崗位也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招到合適的人才，這對講求成本和效率的制造業的影響無疑非常巨大。

另外，美國老舊的基礎設施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約了制造業回流。

美國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開始于上世紀40年代，在二戰后的十幾年迎來巔峰，但由于歷史悠久以及經費的欠缺，當前美國許多基礎設施的維護狀況并不樂觀。

根據Oxford Economics Global Infrastructure Outlook(GIO)的預測，在現有基建投資趨勢下，2016年-2040年的25年間，美國基建投資的缺口將高達3.8萬億美元，是全球基建缺口最大的國家之一。

美國高鐵網絡的建設也遠遠落后。

目前美國只有波士頓到華盛頓一條高鐵，且理論最高時速241公里只能在700多公里的線路上保持幾分鐘，平均時速遠遠達不到國際高鐵標準。

港口方面，全球吞吐量前十的集裝箱港口美國沒有一個入圍，而七個都位于中國。

美國需要更多的基建投資來提升競爭力。

當然，與傳統制造業的衰落相比，美國高端制造業仍保持著全球領先位置，是美國制造業的優勢所在。

實際上，在筆者看來，以跨國公司全球布局為基礎的全球產業鏈分工、跨國公司對利潤最大化和效率最大化的追求，以及上文提到的美國基礎設施薄弱、勞動力培訓滯后等原因，決定了美國在脫離低端制造業之路方面很難逆轉。

美國“再工業化”與制造業未來 基于美國制造業整體衰落的趨勢與美國保持全球競爭力的需求，“再工業化”近年來被美國政策制定者寄予厚望。

而特朗普政府對重振美國制造業的重視，超過了此前多位前任總統，不僅通過增加稅收優惠等方面吸引美國企業海外制造的回流，也對美國當前已處于優勢地位的高端制造業加強了保護主義舉措。

比如，以國家安全為由對他國相關行業加強審查、收緊外國企業投資美國高科技企業、提出增強美國制造創新能力和競爭力的戰略目標等，以確保本國高科技行業優勢地位。

近30年來中國制造業的整體崛起已經讓美國感到了深刻的競爭壓力，美國國內再工業化的呼聲不斷提高同中國制造在全球的攻城略地密不可分。

因為無論中國在人工智能、智能制造、5G、工業互聯網、工業機器人、半導體等高科技領域的迅速發展，還是中國制造業整體而系統的快速進步，軍用和民用制造業的同步發展，都在迅速縮小和美國先進水平的差距。

對比來看，中國制造業整體產值已經遠超美國，但高端制造方面仍有明顯差距。

2018年，美國制造業產值為2.33萬億美元，占其GDP的比重僅為11.4%，而中國2018年制造業產值達到了4萬億美元，占GDP總量的比重為29.4%，中國的制造業產值已經是美國的1.7倍。

可以說，從制造業總體的體量上，中國已經和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美國等量齊觀，且中國多個傳統制造業產業如紡織、鋼鐵、汽車制造等的產值都已超過美國或達到美國的數倍；高新技術制造業如鐵路和船舶、計算機、通信和電子設備制造也在較短時間內實現了重要創新突破，在全球中高端市場份額不斷提高。

但也必須看到，中國和美國在高端制造，特別是民用飛機、高性能材料、芯片、生物醫藥、數控機床等尖端制造和信息技術領域的差距是全面的，美國在高科技領域的優勢仍然非常明顯。

全球范圍來看，中國作為全球價值鏈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實現了全品類制造的基礎上，在“微笑曲線”向上進入高附加的研發和專利設計，向下進入品牌和銷售管理服務等附加值更高的環節，也是產業升級的必由之路。

從這個角度來說，貿易壁壘和懲罰性關稅難以在根本上重振美國制造業。

美國再工業化之路，需要的不是以零和博弈甚至負和博弈的思維打壓一切非美國制造業發展，迫使美國制造業企業回流。

美國更需要的是，建立健全制造業勞工培訓體系，加大基礎設施投資建設力度，營造良好的制造業發展環境。

同時，通過科技創新和技術創新，創造21世紀的新制造業就業機會。

傳統制造業在美國已經沒有再次繁榮的土壤和根基，而新興制造業，可以充分發揮美國源頭創新能力，可以充分應用自動化、人工智能和互聯網科技的高端尖端制造業，才是美國的未來所在。

（文章來源：財經網） (責任編輯：DF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