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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日,中國央行公布1月金融數據,其中新增人民幣貸款和社融規模增量雙雙超預期。
數據顯示,1月新增人民幣貸款32300億元,創單月歷史新高;社融規模增量46400億元,也創歷史新高。
接下來,如何理解2019年的貨幣政策走向?為了實現經濟再平衡和守住經濟的底線,決策部門會如何利用政策工具箱里的工具?2019年我們如何在資本市場挖掘機會,大類資產配置策略如何根據新的形勢轉型升級?圍繞這些問題,我們專訪了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
李迅雷曾任海通證券副總經理兼首席經濟學家,國泰君安研究所副所長、所長兼銷售交易總部總經理、總裁助理、總經濟師兼首席經濟學家等職務。
他提出,對于2019年政策的理解,實際上就是兩條:穩中求進、底線思維,前者是要實現經濟的再平衡,后者則意味著經濟下行有底支撐。
2019年經濟增速如果繼續回落,則需要防止回落幅度過大引發風險,于是,需要穩就業、穩外貿、穩金融、穩投資、穩外資、穩預期,此時,如何利用政策工具箱里的工具就非常關鍵。
對于貨幣政策,李迅雷認為經濟下行時期,貨幣政策的適度寬松是必然,并預計2019年還要降準兩個百分點。
對于資本市場投資策略,李迅雷在《首席對策》中強調了“經濟再平衡下的均值回歸。
” 如果把過去改革開放所釋放的紅利帶動經濟高增長看成是“攻勢”,那么,如今的經濟增速回落則可以理解為“守勢”。
進攻過程偏離均值,防守過程實際上就是回歸均值。
接下來我們如何在資本市場挖掘機會?李迅雷表示:大類資產配置而言,建議增持債券、黃金和權益資產。
首先,2019年將是低通脹環境,美聯儲加息步入尾聲,國內則仍有降息可能。
在低利率的環境下面,債券市場還值得配置,尤其是利率債和高等級的信用債。
對于房地產,李迅雷認為已經進入減持窗口,但2019年房價并不會出現大幅度波動。
投資方向上,要更多選擇產業升級背景下向上發展的新興產業,或者是有民族品牌的,或者有行業龍頭地位,有獨創性技術的企業。
以下為訪談文字實錄: 存量主導階段挖掘資本市場結構性機會 問:注意到您最近有一個觀點“經濟再平衡下的均值回歸。
”如果把過去改革開放所釋放的紅利帶來經濟高增長,看成是攻勢,那么目前的經濟增速回落則是守勢,在您看來,接下來我們如何在資本市場挖掘機會,2019年的行情大致如何? 李迅雷:目前從政策層面來講,我認為政策工具箱里的工具還是比較多的,畢竟股票價格反映的是未來,我們看到的經濟數據都是過去,拿過去的經濟數據對未來做悲觀的預測,顯然是不明智的。
對于未來預期會發生一定程度變化,但事實上沒有達到一定程度變化的話,就形成了預期差,預期差就會改變估值水平。
我認為目前大家對2019年的預期偏悲觀了,我相信2019年應該會比2018年更好一些。
因為市場有的時候波動是非理性的,關鍵還是要看估值底,盡管估值底帶有一定的個人主觀性判斷,但至少通過歷史比較可以確認,目前的估值水平是低估或者比較低估,至少是比較合理的。
比如從市盈率角度看,中國有不少行業龍頭、大市值公司的估值水平比美國同類企業明顯低,則投資價值顯而易見。
同時,還有些企業具有創新能力、有專利技術、有品牌優勢的,同樣具有投資價值。
事實上,投資過程的選時是最難的,誰能精準判斷什么時候可以進,什么時候可以出?隨著經濟總量規模的越來越大,增速的下行成為鐵律,在經濟增速緩慢而持續下行的背景下,中國經濟會逐步步入到存量主導的階段。
存量主導階段,資本市場更多是來自于結構性的機會,而不是趨勢性的機會。
投資方向上,要更多選擇產業升級背景下向上發展的新興產業,或者是有民族品牌的,或者有行業龍頭地位,有獨創性技術的企業。
建議增持債券、黃金和權益資產,減持房地產 問:在國內信用偏緊全球經濟出現衰退的情況下,您提到避險類的像貴金屬這樣的資產會表現非常好,而且我們的投資理念也要升級,那么對于大類資產配置要如何更新觀念? 李迅雷:就大類資產配置而言,我建議增持債券、黃金和權益資產。
首先,2019年將是低通脹環境,美聯儲加息步入尾聲,國內則仍有降息可能。
在低利率的環境下面,債券市場還值得配置,尤其是利率債和高等級的信用債。
其次,今后,隨著全球經濟增速的下行,衰退的趨勢越來越明顯,避險性需求會進一步增加,黃金作為一個避險工具是值得配置的,因為黃金又是國際定價的,所以對國內投資者來講,黃金還是一個應對人民幣匯率變化的保值類避險品種。
第三,我前面提到了權益類資產經過3年的調整之后,相當一部分股票已經頗具投資價值了,是可以對那些具有估值優勢、具有成長性等股票增加配置。
第四,對于房地產,我認為已經進入減持窗口,我不認為2019年房價會出現大幅度的波動,但是如果在“房住不炒”的政策背景下,房價長期走L型,對于用杠桿買房的投資者來講就意味著虧損。
過去20年,房地產屬于大類資產中唯一走牛的資產,同時這也意味著該類資產的風險在集聚,所以我覺得應該要審慎。
如果房地產在個人資產組合中所占比重過大的話,則應該減配。
今后國家在租賃用房方面勢必要加大投入規模,隨著人口老齡化,房地產未來前景不能太樂觀。
但同時,中國經濟周期實際上就是房地產周期,故為了平滑周期,就需要維持房價的相對穩定,避免大起大落。
目前所謂的高杠桿和資產泡沫化,最大泡沫毫無疑問是房地產,這個大泡沫怎么來讓它慢慢消退,則需要非常具有藝術性的政策調控。
至于房地產投資增速回落之后,如何穩投資,大家都會想到基建投資提速。
我估計2019年基建投資增速會有明顯上升,但不會再次出現大水漫灌現象,過去的經驗教訓太多,故基建投資的乘數效應一定會考慮,著眼長遠。
預計2019年還會降準兩個百分點 問:您最近提到,對于2019年的政策理解主要是兩條,穩中求進、底線思維,對于前者主要是要實現經濟再平衡,對于后者一定要守住經濟的底。
那么如何利用政策工具箱里的工具就非常關鍵,比如降準和降息,您預測一下2019年還會有幾次降準降息? 李迅雷:按照保持貨幣適度流動性的角度來看,我想今年應該還會有多次降準,同時還會繼續降息。
所謂多次降準,估計包含這一次降準在內,存準率應該還可以下調3個百分點左右,即現在已經下調1個百分點,接下來還有兩個百分點。
至于每次下調多少,或者0.5或者1,這個不好說。
降息也是可以期待的,因為人民幣匯率相對比較穩定,通脹的壓力幾乎也不存在。
在這樣的背景下,通過公開市場操作,而不是通過下調銀行存貸款基準利率的方式來降息還是有可能的。
在經濟下行中貨幣政策寬松是必然 問:李總理曾提到,要加大宏觀政策逆周期調節的力度,用好全面降準和定向降準。
有人認為2019年貨幣政策會有所寬松,您如何看待接下來貨幣政策的定位? 李迅雷:雖然央行在每一次降準之后都要強調一下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不變,但是我們要分析其實際效果,在經濟下行的過程當中,貨幣政策的寬松是必然的,但是央行之所以強調穩健中性就是要防范過去“一管就死、一松就亂”的矯枉過正方式。
在社會信用偏緊、債務問題突出、民企經營壓力加大的背景下,我相信貨幣政策肯定是趨向于偏寬松的。
但這不會走過去粗放調控的老路,在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方面,政策層面一定會有舉措,會下一定的力度,因為畢竟過去追求高增長的模式很難延續下去。
穩匯率比匯改更重要 問:在政策維穩的大背景下,穩預期和穩匯率都非常的關鍵,去年人民幣匯率一度跌破了6.9,甚至到達了6.97和6.98,你如何看今年人民幣匯率的走勢? 李迅雷:目前中國還處在一個結構性改革的大背景之下,中央提出的目標是三大攻堅戰,其中一大就是要防范發生重大經濟風險,經濟風險中最突出的是金融風險,而金融風險里面,匯率風險肯定是必須防范的,所以穩匯率肯定比匯改更加重要。
7會不會破,不好預測,但即便做一個最壞的判斷,破了7之后又會怎么樣?我認為匯率下行的空間不大,人民幣匯率即便破了7,也不會一瀉千里,很有可能再升回來。
因為2018年外匯儲備幾乎沒有減少,這與2016年是有顯著的區別,2016年為了穩匯率,以減少大量外匯儲備為代價。
為何這一輪人民幣貶值預期并不強?最根本的原因,我認為中國已經成為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全球出口第一大國和貿易順差第一大國,故在匯率上面應該是有一定的定價權,故人民幣不能跟俄羅斯、印度、巴西、委內瑞拉等國貨幣相提并論。
中國GDP無論是增量部分,還是制造業總量部分,規模都是全球第一。
從歷史上看,同時擁有上述那么多“第一”的國家絕無僅有,而且,只要獲得其中的一個“第一”,其本幣匯率都是較為穩定的,所以,從這個角度看,確實不存在人民幣大幅貶值的基礎。
在結構分化的情況下投資要抓大放小 問:您提到出現牛市的概率不大,要挖掘結構性的機會,那么目前是新舊動能轉換的時期,是不是要在這些代表新經濟的行業里面來挑選行業龍頭,這樣的策略是否明智? 李迅雷:我認為中國正處在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階段,結構調整必然帶來分化,這種分化會在很多行業中出現。
以交通運輸業為例,高鐵的發展使得公路的客運量下降,這樣對鐵路運輸來講就是一個發展機會。
同樣,在目前企業的盈利增速普遍下降的情況下,行業內頭部企業的日子則相對好過,中小企業的日子相對難過;統計發現,大企業現金流相對比較好,中小企業的現金流相對比較弱,作為行業龍頭,無一例外都是大公司,故從資產配置角度來說要“抓大放小”。
但進行配置時,具體要看什么行業了,比如說像傳統產業、夕陽產業,你只能配置一家或者兩家該行業的龍頭企業;而作為一個整體向上的成長性行業,或新舊動能轉換過程中的新的部分,則可以加大配置比例。
如我國信息技術產業,去年的增速是維持在20%以上,在這里面優秀企業、高成長企業可能會比較多,所以可以增配。
總體來講,資產配置的第一個邏輯就是要在結構分化的情況下抓大放小;第二個邏輯,在新舊動能轉換的過程中要棄舊迎新。
推動中國經濟的關鍵,還是要靠消費 問:您提到今年的GDP增速還會在6%之上,外需不足內需補,房地產投資回落基建就要跟上,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除了消費還有投資和進出口,綜合各方面影響因素,如何做大勢研判? 李迅雷:首先,三駕馬車中,相對不能樂觀的就是出口,對出口增速還是不能給予過高期望,因為中國勞動力成本在提高,使得中國過去所具有的人口紅利優勢在削減,全球經濟的繼續減速也使得中國的外需會有不足,所以不論從哪個角度來看,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會偏小。
其次是投資,投資的邊際效應遞減、動能乏力,過去投資一靠房地產,二靠基建投資,房地產靠政策,基建投資靠財政,但是這兩個政策用到現在越來越不管用了,因為投資基數越來越大,地方政府杠桿率越來越高,居民的杠桿率水平也水漲船高,故投資增速還是繼續回落。
所以。
推動中國經濟,未來主要靠消費,但提振消費靠居民收入增長,居民收入要增長又涉及財稅改革,同時又涉及政府行政體制的改革,即怎么能夠降低政府的支出,通過減稅降費、增加社會保障,使得居民敢消費、能消費,從而增加居民部門的消費支出。
如果在這方面的改革能夠順利推進,則有利于經濟成功轉型,消費對中國經濟的拉動作用會越來越大。
科創板是對資本市場種種缺陷的一種彌補 問:春節前大家都在熱議科創板和注冊制,您觀察到市場上還有哪些待擠的泡沫。
對于資本市場的改革,您有什么樣的思考? 李迅雷:這兩年對資本市場來說經歷了嚴峻的考驗,就是資產泡沫在消退,估值水平在回落,實際上也是一件好事情,長痛不如短痛。
資本市場的改革,也會與財稅改革、國企改革相關聯,我們要從更高的層面去理解科創板和注冊制試點,前者是創新,后者是改革,前者代表產業升級,后者將帶動資本市場的改革。
科創板的最大意義不是在于它能夠帶來多少優秀的公司上市,或給投資者增加投資機會,而是在于科創板的設立,是過去資本市場種種缺陷的修復、彌補,取長補短,同時也推動資本市場中介機構向現代投資銀行、金融中介方向邁進,對投資者結構而言,將進一步加大機構投資者的比重。
因此,科創板的意義非常大,我們需要看得更長遠。
(文章來源:格隆匯) (責任編輯:DF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