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長江宏觀趙偉團隊 來源：長江宏觀固收 報告摘要 中國當前所處的轉型階段，與1970年代末的日本、1990年代初的韓國高度相似。

回顧日、韓轉型期間資本市場表現，或對我國未來投資具有重要指示作用。

日本和韓國具備相似的轉型起點，政策引導產業結構升級、順利實現增速換擋 日、韓作為典型的追趕型經濟體，增長路徑以及轉型起點均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日、韓快速追趕階段，經濟增長呈現出口與投資驅動、重化工業主導特征。

1970年前后，日本資源約束日益顯現、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疊加外部尼克松沖擊和石油危機沖擊下，經濟面臨轉型壓力。

1990年代初韓國轉型前也面臨相似困境。

轉型階段，日、韓經濟增長方式轉向技術與創新驅動，產業結構趨于優化。

日、韓轉型階段，政府通過產業、財稅、金融、人才等政策，大力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

日本轉型期間，大力扶持計算機、精密機械、航空等知識密集型產業；韓國轉型期間，重點發展電子、精細化工、生物技術等戰略性新興產業。

轉型期間，日、韓股市走勢截然不同，但并非如部分觀點認為的“轉型無牛市” 日本轉型中后期，股市“十年慢?！?；韓國轉型期間，十年幾乎零收益，轉型成功后迎來長牛。

1971-1974年日本轉型初期，股市先漲后跌、整體震蕩；1975-1984年轉型中后期，股市單邊上漲，年均復合漲幅12%。

1993-2003年韓國轉型期間股市大幅震蕩，總體收益率幾乎為零，轉型成功后迎來長期牛市。

日、韓股市表現迥異，與轉型期宏觀環境和政策選擇有關。

日本轉型中后期，政策不再盲目刺激，疊加內外環境相對穩定，使得產業升級對經濟和預期的支持，向股市傳導得較為順暢。

韓國轉型前期，過度加杠桿刺激經濟；轉型后期，先后經歷外部金融危機沖擊、內部改革去杠桿，階段性壓制經濟和風險偏好。

牛市與否無礙轉型“結構牛”：戰略性新興產業及消費升級板塊，長期跑贏市場 日、韓轉型期間，政策重點支持、競爭力提升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存在長期超額收益。

轉型期間，市場表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產業結構的調整方向。

日本轉型中后期，信息與通信、精密儀器指數領漲市場。

韓國轉型期間，電子設備、化學品領漲，電子的中上游金屬制品板塊也存超額收益，轉型成功后表現仍好。

電器及醫藥消費升級板塊長期跑贏市場；傳統運輸服務及銀行金融板塊，轉型階段表現較為平淡。

轉型階段，日本電器和醫藥、韓國醫療板塊，均顯著跑贏市場，并在轉型成功后仍有不俗表現。

韓國食品飲料消費板塊轉型期間也存在超額收益。

此外，銀行金融服務、海運等傳統運輸服務，轉型期間表現較差。

風險提示： 1。

宏觀經濟或監管政策出現大幅調整； 2。

海外經濟政策層面出現黑天鵝事件。

報告正文 中國當前所處的經濟轉型階段，與1970年代末的日本、1990年代初的韓國高度相似。

回顧日、韓轉型期間資本市場表現，對我國未來一段時間的投資，具有重要的指示意義。

上世紀末，日韓先后轉型，增速換擋、結構優化 傳統增長模式面臨枯竭，日、韓先后開啟經濟轉型 日、韓快速追趕階段，重化工業主導經濟增長 日本和韓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高度依賴于出口擴大和國內投資擴張。

1950年代日本政府正式確立“貿易立國”的外向型經濟戰略，并出臺一系列產業合理化政策，以提高工業生產效率、發展有國際競爭力的主導產業。

為促進工業效率的提升，政府大力鼓勵企業進行設備更新和投資，帶動國內投資的快速擴張。

韓國起飛階段也有類似的政策出臺。

1962年，韓國政府公布第一個五年經濟計劃，正式提出“經濟增長第一”、“工業立國”、“貿易立國”，明確出口主導型發展戰略。

以重化工業為主導的快速工業化，是日、韓經濟一度保持高速增長的重要方式。

日本和韓國的產業政策和配套措施，對產業結構的變化起到重要作用。

1950年代到1970年代初期，日本促進鋼鐵、電力、造船基礎部門生產效率提升的同時，大力發展生產附加值較高的汽車、合成纖維、石油冶煉、石油化學和紙漿等重化工業，制造業以年均近15%的速度擴張。

1960年代，韓國以輕工業等勞動驅動型產業為主導產業；追趕階段中后期，經濟轉向資本驅動型，1970年代以鋼鐵、石化等重化工業為主，1980年代以造船、汽車等機械類重工業為主。

內外因影響下，追趕進入尾端，經濟亟待轉型 1970年代初期，日本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環境約束逐漸顯現，高耗能重化工業主導的傳統增長模式難以為繼；第一次石油危機的爆發，進一步推動日本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1970年代初，日本人口撫養比見底回升，生育率從1973年的階段性高點2.17%持續回落，傳統人口紅利優勢逐漸消失，勞動力供不應求情況開始顯現，制造業成本端壓力持續累積。

這一時期，日本重化工業粗放式擴張導致的環境危害加劇，空氣污染、水污染影響日本居民健康、并在日本國內引發巨大關注 。

人口紅利的消失、環境資源約束逐漸顯現，提升日本謀求轉型升級迫切性。

1970年代石油危機帶來的原油價格顯著上漲，對能源依賴度極高的日本重化工業造成沖擊，進一步推動日本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1990年代初期，韓國也面臨人口結構變化、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傳統要素紅利減弱的困境，進而開啟經濟轉型之路。

1960年代至1980年代末期的追趕階段，韓國15-64歲勞動人口占比從55%以下提升至70%左右，為韓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快速發展提供了充足的低成本勞動力資源，人口紅利優勢顯著。

追趕階段，韓國勞動力工資水平持續抬升，由于勞動力供給相對充分，成本端壓力并未充分顯現，對韓國制造業競爭優勢的影響相對有限。

1990年代初期，韓國勞動力人口占比增長趨緩，基本保持在70%的水平，勞動力工資加速上漲、侵蝕企業利潤，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制造業競爭優勢趨弱。

轉型階段，日本和韓國傳統重化工業持續收縮、工業化率趨于下滑，經濟增速從前期追趕階段的高增長區間向中低增長區間自然回落。

追趕階段，日本和韓國以重工業為抓手快速工業化，實現經濟高速增長。

轉型階段，日本和韓國重工業持續收縮、拖累工業化率回落，經濟增速也從高速增長轉向中低速增長。

例如，1970年初至1980年代末，日本工業化率從40%以上持續回落，經濟增長中樞從此前的10%左右回落至4%左右。

轉型階段，增長轉向創新驅動，產業結構向高端邁進 從引進技術到自主創新，經濟增長轉向創新驅動 引進、吸收海外先進技術，是日、韓追趕階段技術進步、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動力。

二戰結束后，日本為了迅速提升技術水平，制定“吸收性”技術發展戰略，大力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用較低的成本實現技術追趕 。

1950-1975年，日本共引進25777 項外國技術，幾乎掌握了全世界半個世紀以來發明的全部技術。

更為重要的是，日本引進海外技術后，極為重視對技術的吸收、消化，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創新。

追趕階段，韓國引入的海外技術數量也快速增長，主要是來自美國和日本等產業轉出國，并主要集中在機械(27.8%)、電子電氣(20.5%)、石油化工(16.3%)等板塊領域。

轉型期間，日本繼續引進海外技術的同時，加大國內研發投入，支持引導電氣機械等技術密集型產業加快培育。

轉型以來，日本研發投入占GDP比重持續抬升，自1970年的1.3%持續提升至1988年的2.6%；其中，電氣機械、精密器械等技術密集型產業研發投入占比明顯高于全部制造業水平，為日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快速擴張積累了較為豐富的技術優勢，進一步帶動主導產業由資本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升級。

研發投入持續提升背景下，電氣機械等部分行業繼續加快引入外部先進技術，實現新興領域趕超式發展。

轉型階段，韓國政府加大教育投入、重視人才培育、加強科研投入，自主創新增長能力得到明顯提升，以電氣工程為代表的部分產業全球競爭力逐步強化。

轉型期間，韓國加大教育投入和實施人才戰略，為韓國經濟轉型儲備高技術人力資本。

與此同時，韓國還大力加強科技研發投入，研發經費占GDP比重也顯著提升，研究院所和科研人員也保持高速增長。

伴隨教育和科研投入增長，韓國自主創新增長能力明顯提升，申請PCT專利數量大幅提升，創新驅動增長模式逐漸顯現。

分行業看，韓國電氣工程專利申請數量持續增長、占比最高，較強的技術研發能力支持電氣工程產業保持較高的全球競爭力。

政策引導疊加技術進步，產業結構加速轉型升級 轉型階段，日本產業向知識密集型產業傾斜，重點支持精密儀器、電子等“尖端技術”加速發展，成為支持經濟增長的主導產業。

1971年起，日本產業政策及時調整，將主導產業由高能耗、高污染的重、化工業，轉向以尖端技術為中心的知識集約型產業，以提升日本產業的國際競爭力、降低對進口能源的依賴程度。

具體來看，日本1971年提出推動半導體、計算機的振興計劃，1975年在《產業結構的長期展望》中正式提出促進低能耗、高附加值性的知識密集型產業發展，1978年進一步加強對集成電路、計算機、航空等“尖端技術”的扶持力度，此后進一步確定“技術立國”方針。

政策有序引導下，日本轉型階段，電氣機械等技術密集型產業逐漸成為支持經濟增長的主導產業。

韓國轉型期間，主導產業順利升級為電子設備制造等高端制造行業，并對經濟增長形成較強支持。

轉型期間，韓國支持科技發展的政策密集出臺，重點支持計算機、半導體、生物技術等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

1999年，韓國發布《長期科技發展規劃——2025年構想》，提出以“科技導向”引領國家經濟、產業發展模式，更加重視科學技術進步對產業轉型的支持作用。

政策引導下，轉型階段，韓國主導產業順利升級為電子設備制造等高端制造行業，并對經濟增長形成較強支持。

其中，半導體、數據處理設備、消費電子等韓國重點引導和培育的產業，在全球市場均具較顯著領先優勢。

轉型期間，日、韓出現階段性牛市，邏輯不同 轉型期間，日、韓股市走勢截然不同：日本轉型中后期，股市“十年慢?！?；韓國轉型期間，十年幾乎零收益，轉型成功后迎來長牛。

日、韓股市表現迥異，與轉型階段的宏觀經濟環境和政策選擇有關。

轉型期間，日本股市十年慢牛，韓國股市大幅震蕩 日本轉型初期股市震蕩，中后期迎來十年長牛 日本轉型初期，股市先漲后跌、整體震蕩；轉型中后期，股市出現10年慢牛行情。

綜合考慮經濟增長情況、產業結構變化及政策應對等方面，1971年可以看作日本轉型的起點。

1971-1974年間，日本轉型初期股市波動較大：1971年日經225指數上漲37%，1972年大漲92%，而1973年和1974年分別下跌17%和11%。

1975-1984年間，日本迎來長達十年單邊上漲的牛市行情：1975-1982年間，日經225指數年均復合增速10%；1983-1984年年均復合增速20%。

1985-1989年間，日本貨幣政策過度寬松導致資產泡沫，日經225指數以28%的復合增速上漲，1990年股市泡沫破滅后長期低迷。

日本轉型中后期，盈利改善是股市慢牛的基礎，估值抬升是主要推力；1980年代，低利率環境對估值的抬升起到一定作用。

1971-1974年，日本轉型前期經濟增長大幅波動，股市與經濟走勢表現較為一致、波動較大。

1975-1984年轉型中后期，日本經濟增速順利換擋、實現中高速穩步增長，盈利維持較快增長，是日本十年慢牛的重要基礎。

即使在第二次石油危機期間，日本股市也并未受到明顯影響。

從估值視角來看，轉型中后期，市盈率趨勢性抬升，是股市慢牛的重要推力。

市盈率的抬升，與經濟預期好轉、低利率環境均有一定關系，而低利率環境對估值抬升的幫助在1980年代表現得較為顯著。

韓國轉型期間股市大幅震蕩，轉型成功后迎來長牛 與日本不同，韓國轉型期間，股市大幅震蕩、十年收益基本為零；轉型成功后，韓國股市迎來長期牛市。

1990年代初，韓國經濟面臨轉型壓力；綜合考慮經濟增長情況、產業結構、政策應對等 ，1993年可以看作韓國經濟正式轉型的起點。

然而，與日本轉型期間 “震蕩后慢牛”的股市表現不同，韓國轉型期間股市持續大幅震蕩，最長的階段性牛市也僅維持2年左右，十年間收益基本為零。

2003年韓國轉型成功，經濟增速順利換擋、電子等新興產業國際競爭力明顯提升，股市也迎來趨勢性牛市。

韓國轉型期間，股市表現與基本面基本一致，主要由盈利驅動；低利率環境和國際資本流入，有助于抬升股市估值。

1993-2003年韓國轉型期間，韓國股市表現與基本面保持一致，KOSPI指數走勢同步、或略領先于GDP增速。

轉型期間，利率變化對股市存在一定的短期擾動。

從估值視角來看，韓國轉型前期，股市估值水平趨于抬升；1998-2003年轉型后期，利率快速下行、國際資本大規模流入等因素影響下，估值大幅抬升、波幅加劇。

2003年轉型完成后，股市估值水平逐漸趨于穩定，中樞在13倍左右。

日、韓股市表現迥異，或與宏觀環境與政策選擇有關 轉型初期，實施傳統刺激政策，經濟和股市震蕩 1970年代初期，日本并未認識到經濟增速換擋的客觀規律，而是使用刺激性財政和貨幣政策，導致經濟和股市大起大落。

1970年初，內部轉型壓力和外部“尼克松沖擊”下，日元大幅升值、經濟明顯下滑。

然而，日本政府并未認識到經濟增速換擋的客觀規律，而是以擴張財政 、寬松貨幣來對沖日元升值對經濟的影響。

1973年，日本政府一度將GDP增速目標設為9.3%。

然而，財政和貨幣政策雙雙擴張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恰逢第一次石油危機的爆發，通脹進一步加劇，日本不得不收緊貨幣政策 ，導致經濟和股市大起大落。

韓國轉型初期面臨增速換擋，主要通過加快金融自由化、鼓勵企業海外借貸加杠桿，以刺激投資和經濟增長。

1990年代，韓國經濟增速中樞下移，進入增速換擋的轉型階段。

然而，韓國政府并未意識到經濟增速回落的客觀規律，而是繼續鼓勵企業擴大負債和投資，并放寬企業從國外借款的要求，導致外債規?？焖僭鲩L。

這一階段，企業杠桿大幅攀升，1997年非金融企業部門杠桿高達110%，接近歷史最高點，企業平均負債比率超過400%。

這一階段，政府財政支出保持較高增速，貨幣供應增速和利率水平整體平穩。

轉型中后期，日本內外環境趨穩，韓國經濟動蕩 第一次石油危機沖擊后，日本加速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并且財政和貨幣政策不再盲目刺激、趨于穩健，轉型中后期經濟和股市表現強勁。

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后，日本加快產業轉型升級，密集發布產業政策及配套財稅政策，加速出清鋼鐵、造船、有色、化肥等過剩產能，并大力支持計算機、高端裝備等知識密集、能源節約型產業發展。

1975-1984年間，日本意識到增速回落的客觀規律 ，財政與貨幣政策也趨于穩健，將物價穩定作為貨幣政策的政策目標 ，不再盲目刺激經濟。

1975-1984年間，貨幣供應量M2增速從15%趨勢性下降至7%，并且波動極小。

轉型中后期，與日本較為穩定的政策環境不同，韓國“高杠桿”增長模式受到外部沖擊崩潰，轉型后期去杠桿、金融改革等對經濟和股市形成階段性壓制。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沖擊下，韓國長期“高杠桿”增長模式難以為繼，倒逼韓國進行徹底的經濟體制和結構改革。

1998-2003年間，韓國關閉大量經營不善的金融機構，引導金融機構和企業進行合并重組。

體制改革的同時，韓國政府加快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引導經濟轉向創新性驅動增長模式。

轉型結束后，2003年起，韓國經濟步入平穩增長階段，經濟增長質量提升、國際競爭優勢增強，股市開啟長期牛市。

轉型期間，新興產業領漲，消費升級跑贏市場 轉型期間，兩類板塊明顯跑贏大盤：第一類是政策支持下快速發展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如日本的精密儀器、韓國的電子和電氣設備；第二類是電器和醫藥等消費升級相關板塊。

轉型期間，日、韓戰略性新興板塊，長期獲得超額收益 日本轉型中后期，信息通信、精密儀器領漲市場 日本轉型前期，采礦、鋼鐵、紙制品等傳統周期性工業板塊領漲市場，而代表產業升級方向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尚未發力。

1971-1974年，日本轉型前期，漲幅居前、跑贏市場的制造業板塊分別為采礦業(217%)、橡膠制品(142%)、信息與通信(142%)、紙漿與紙制品(132%)、金屬產品(128%)、鋼鐵(123%)、運輸設備(102%)等，以傳統周期性板塊居多，其中，采礦業較大盤的優勢較為顯著 。

鋼鐵板塊，或受益于這一階段日本財政擴張、加大基建投資的支持。

這一階段，除信息與通信板塊或受益于1971年政策支持而跑贏大盤之外，代表性戰略新興產業板塊尚未發力。

1975-1984年，日本轉型中后期，信息與通信、精密儀器等戰略性新興產業板塊，領漲市場、持續取得超額收益。

這一階段，日本漲幅前三的板塊分別為信息與通信(1046%)、精密儀器(524%)、電器(507%)，均為政策大力支持、并且國際競爭力明顯提升的戰略性新興產業。

這一階段，日本大力發展以半導體和集成電路為中心的“尖端技術產業”電子工業。

例如，佳能相機、索尼電子、松下電器等，加快微電子等先進技術的研發和應用，成長為相應領域的國際制造業巨頭。

日本轉型中后期，傳統板塊股指表現分化：鋼鐵、機械等行業進入實質收縮階段、股指表現持續低迷；有色金屬、石油和煤制品行業，股指跑贏大盤。

轉型中后期，日本產業結構加速轉型升級，傳統鋼鐵和機械等過剩產能行業加速去化，進入實質性收縮階段，對應股市板塊表現也較為低迷。

有色金屬行業，一方面受益于技改升級提升生產效率，另一方面得益于電子電器等新興產業的有力拉動，表現持續好于市場。

韓國轉型期間，電氣電子、化學品板塊跑贏市場 韓國轉型期間，電氣電子板塊顯著跑贏市場，化學品板塊也存在相對收益，兩者均為重點發展的戰略性新興產業。

轉型期間，韓國電氣和電子行業板塊持續領漲，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策引導下，半導體等電子產業的快速發展。

這一階段，韓國三星、SK 海力士電子企業快速成長，全球競爭力水平日益增強。

鐵和金屬制品板塊，或受益于電氣和電子產品對上游原材料的需求，漲幅也較為可觀。

此外，韓國轉型后期，化學品也在一定程度上跑贏市場，得益于1990年代末韓國對精細化工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進一步支持。

與日本轉型后期相似，韓國轉型期間，機械和建筑等傳統重工業、紡織服裝等勞動密集型行業，股指表現明顯弱于市場平均水平。

轉型階段，韓國勞動力優勢逐漸喪失、紡織服裝行業的出口競爭優勢逐漸削弱，行業基本面和股市表現均較為平淡。

轉型期間，韓國經濟轉向創新驅動，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中樞回落，傳統機械、建筑及非金屬礦物等資本密集型行業，進入收縮階段；轉型階段和轉型完成后，類行業板塊表現，持續落后于市場平均水平。

轉型期間，電器、醫療消費升級板塊，長期跑贏市場 日本消費升級需求釋放，電器、醫藥板塊跑贏市場 日本轉型中后期，電器、醫藥為消費升級的典型代表，長期跑贏市場；食品消費板塊與日經225指數走勢基本一致，整體穩健增長。

轉型中后期，日本人均收入快速增長，消費占GDP比重也隨之提升。

中高端電器，是消費升級的典型代表，占社會銷售零售總額比重明顯提升，對應股指持續跑贏市場。

轉型以來，日本老齡人口占比趨于抬升，帶動醫藥消費增長，醫藥股指相對于日經225指數快速上漲，長期獲得超額收益。

食品行業為大眾消費板塊，彈性相對較小，與大盤走勢基本一致，并不存在明顯的超額收益。

日本轉型中后期，對能源依賴度明顯降低，以海運為代表的傳統運輸服務業隨之下降；存貸款息差降低壓縮銀行利潤，傳統金融板塊表現疲弱。

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后，日本加速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收縮傳統高耗能行業，降低對石油等傳統能源的依賴程度，傳統海運行業需求也隨之下降。

反映在股市中，即為海運運輸板塊持續跑輸大盤。

1973年以來，銀行業除1980年代中后期資產泡沫期間存在超額收益，在多數時間跑輸市場。

韓國轉型以來，食品飲料、醫療長期存在超額收益 韓國醫療和食品飲料等消費升級板塊，轉型期間收獲超額收益，在轉型成功后仍有亮眼表現。

1993-2003年韓國轉型期間，食品飲料板塊指數累計上漲66%，醫療板塊指數上漲11%，遠超過KOSPI指數-6%的變化幅度，跑贏大盤。

從相對收益來看，食品飲料和醫療板塊，長期存在超額收益，僅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跑輸市場。

2003年韓國轉型結束后，食品飲料和醫藥板塊，相對大盤仍存在長期的超額收益。

與日本相似，韓國轉型期間，運輸倉儲傳統服務業、金融機構板塊總體跑輸大盤。

1990年代前期，伴隨經濟整體修復，運輸倉儲作為生產支持性行業，基本面也出現修復，對應板塊股指表現不差。

這一階段，韓國通過金融機構大量借入外債，金融機構從中受益，對應股指板塊也存在客觀的超額收益。

1990年代后期，韓國經濟增長壓力加大，經濟較為動蕩，生產整體低迷，作為生產支持性行業的運輸倉儲服務業也面臨下滑，對應股指表現較為疲弱；亞洲金融危機期間金融體系大幅整頓、利率水平大幅趨降，金融服務板塊股指總體跑輸市場。

與日本相似，轉型結束后，韓國金融、運輸等板塊表現也較為平淡，超額收益不復存在。

1970年代末的日本、1990年代初的韓國，與中國當前所處的轉型階段較為相似，其資本市場表現，或對我國未來一段時間的投資具有重要指示意義。

通過回顧日、韓轉型期間的經濟和股市表現，我們發現： 1)日本和韓國具備相似的轉型起點，政策引導產業結構升級、順利實現增速換擋。

日、韓轉型階段，政策引導戰略性新興產業快速發展，經濟增長轉向技術與創新驅動。

日本轉型期間，大力扶持計算機、精密機械、航空等知識密集型產業；韓國轉型期間，重點發展電子、精細化工、生物技術等戰略性新興產業。

2)轉型期間，日、韓股市走勢截然不同，但并非如部分觀點認為的“轉型無牛市”。

日1971-1974年日本轉型初期，股市先漲后跌、整體震蕩；1975-1984年轉型中后期，股市單邊上漲，年均復合漲幅12%。

1993-2003年韓國轉型期間股市大幅震蕩，總體收益率幾乎為零，轉型成功后迎來長期牛市。

3)日、韓股市表現迥異，與轉型期宏觀經濟環境和政策選擇有關。

日本轉型中后期，財政政策不再盲目刺激、貨幣政策以通貨膨脹為中介目標，疊加內外部環境相對穩定，使得產業結構升級對經濟和預期的支持，向股市傳導得較為順暢。

韓國轉型前期，過度加杠桿刺激經濟；轉型后期，先后經歷亞洲金融危機沖擊、國內全面體制改革去杠桿，階段性壓制經濟和風險偏好。

2003年轉型成功之后，韓國股市進入“長牛”。

4)日、韓轉型期間，政策重點支持、競爭力提升的戰略性新興產業，股市板塊領漲市場、存在長期超額收益。

轉型期間，市場表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產業結構的調整方向。

日本轉型中后期，信息與通信、精密儀器指數領漲市場，其中信息與通信指數十年增長超10倍。

韓國轉型期間，電子設備領漲市場，化學品和金屬產品板塊也存在超額收益，轉型成功后表現仍然較好。

5)醫藥消費升級板塊長期跑贏市場，食品飲料消費板塊持平或跑贏市場；傳統周期性行業及傳統服務板塊，轉型階段表現較差。

轉型階段，日本電器和醫藥板塊，韓國醫療板塊均跑贏市場，并在轉型成功后仍有不俗表現；韓國食品飲料板塊存在超額收益。

轉型中后期，韓國經濟較為動蕩，生產整體低迷，作為生產支持性行業的運輸倉儲服務業也面臨下滑，股指表現較為疲弱；此外，亞洲金融危機期間，金融板塊總體跑輸市場。

（文章來源：格隆匯） (責任編輯：DF506)。